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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顶桂冠一摘,三辞桂冠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季典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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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曾经的羡林学问红衣少年,如今的中国白发先生,留德十年寒窗苦,三辞桂冠牛棚杂忆密辛多。季典范心有良知璞玉,羡林学问笔下道德文章。中国一介布衣,三辞桂冠言有物,季典范行有格,羡林学问贫贱不移,中国宠辱不惊。三辞桂冠”这是季典范“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”给季羡林的颁奖词。一介布衣,羡林学问是他的人生起点,也是季羡林的自我定位。
近日,为纪念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季羡林先生逝世15周年,由中国文化书院、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“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”第五讲“季羡林:中国学问家的典范”开讲。本次讲座的主讲人郁龙余教授于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,师从季羡林,现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,是国际著名印度学家。
季羡林研究的梵学、吐火罗文专业,早年间能懂的只是极少数人。晚年,随着他声名远播,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,成为世人冠在他身上的称号。他却“三辞桂冠”,并说:“三顶桂冠一摘,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
季羡林一生不慕名利,潜心研究,在印度学、东方学、比较文学、散文研究等众多研究领域,都作出杰出贡献。不过,郁龙余认为,“印度学研究是最基础、最重要,开展最早、坚持最久的”。
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。但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东传为主,印度的主流文化经典——《吠陀》《往事书》《奥义书》及两大史诗等,并没有传到中国。所以,真正从梵文原典将印度文学的主流作品,翻译介绍到中国并进行学术研究的,季羡林是第一大家。
在《梵典与华章》中,郁龙余这样评价:“季羡林正是凭着自己丰硕而精湛的印度学研究成果,和其他学者一道,真正建立起了中国的现代印度学。他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,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学家之一。”在季羡林逝世后,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·辛格致函表示:“季教授是世界最著名印度学家之一。”
季羡林不但是中国印度学的创建者,还是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。1946年,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,在北京大学与金克木、马坚等一起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东方学。他所建立的中国东方学和西方恰恰相反,以人类全部历史为考量,客观、公允地评价东方文明,对西方文明给予认真分析、理性批判和充分借鉴,旨在为建立以“世界大同”为特征的人类新文明贡献力量。
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并蓬勃发展时,自幼学习古文、精通多门外语的季羡林对此产生浓厚兴趣。1981年1月,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成立,会长季羡林,顾问钱钟书。
季羡林从事比较研究文学,主要聚焦于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。他始终认为,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,在文学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他作为一位研究印度语言文学的学者,有责任向读者展示中印两国沿袭至今的文学关系。
郁龙余认为,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,主要表现为一个总纲——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,以及八大观点:批评西方中心论,赞同印度故事中心说,百姓是故事文学的创造者,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故事流传的必然,文化交流是源、比较文学是流,文学交流促进世界各民族友谊,一国之内可以有比较文学,东方综合、西方分析。
在比较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后,季羡林开始思考,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,如何向世界展示厚重的中国文化。为此,在季羡林的散文创作、学术专著中,存在大量文化交流内容。他的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》《文化交流的轨迹:中华蔗糖史》,正是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名著。
季羡林喜爱语言研究,也精通翻译。纵观中国现代翻译事业,季羡林译作不但数量惊人,而且大都是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等难译之作。所译“二剧一诗一故事”(剧本《沙恭达罗》《优哩婆湿》和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、寓言故事《五卷书》),是印度主流古典文学的代表作,质量与品相极佳。
他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,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念。后来,这被学者们称为“季氏译论”,主要有三条:反对重译即转译,主张直译,提倡以诗译诗。这“季三条”是对古代中国译论“五失本”“三不易”(道安)、“十条”“八备”(彦琮)、“五不翻”(玄奘)、“六例”(赞宁)的继承与发展。
当时,季羡林为了以诗译诗,寻找一个韵脚,“失神落魄、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”;又说,“时间经过了十年,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,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,经过多次的心情的波动,终于把这本书译完了”。
著名学者袁行霈在2007年5月《明报月刊》上发文说:“一个没有典范的社会是悲哀的,一个虽有典范而不懂得尊敬的社会更是悲哀的。我们还有季先生这样一些典范,而我们也知道应当如何敬之爱之,用他们的人格和学问来规范自己。”
季羡林一生治学严谨、一丝不苟,对学问孜孜以求。然而在生活中,却是个性情中人,敢说敢言。他在《清华园日记》中写道:
“脑袋里乱七八糟地满是作文的题目,但是却一篇也写不出——今天只想作一篇《自咒》。”(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)
“以前我老觉得学生生活的高贵,尤其是入了清华,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,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。”(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)
实际上,出版社在刊印他的日记前,提议“做适当删减”,但季羡林的意见则是“一字不改”。
他说:“我考虑了一下,决定不删,一仍其旧,一句话也没有删。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,今天不是圣人,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。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记者 蒋肖斌 来源:中国青年报